引言
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贵州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乱。自咸丰四年（）独山杨元保起义始，贵州各地响应，前后“闻风起事者”五十四起。清廷调集川湘桂滇黔五省兵力，先后经历二十年，花费白银上亿两才镇压下去。
一、咸同战后贵州文教的恢复和发展
咸同战争对贵州造成巨大损失，战争期间贵州行政建制的七分之六曾被起义军占领，死者达一百余万人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表明，大乱之后往往蕴含大治，战后清廷在黔采取若干善后措施，包括修建碉堡、兴义学、招抚流亡、清查田产等，重建了战后贵州的社会秩序。
战后，贵州人口开始恢复和增长。统计显示，咸丰四年（）贵州总人口万余人，至同治十三年（）降至万人。光绪二十四年（）贵州人口增至.9万人，宣统三年（）达余万人。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加，许多荒地和无主熟地得到重新开垦，耕地数量进一步增长。同治十二年（）年贵州耕地总面积为.2万市亩，光绪十九年（）增至.6万市亩，民国二年（）则达到.7万市亩。
咸同战乱平息后至辛亥革命前的三十余年间，贵州社会秩序较为安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晚清时期外国商品的流入，安顺、贵阳、黄草坝成了洋纱销售的集散地。农业贸易也有较大发展，桐油、艾粉、五倍子、茶叶、木耳、猪鬃等成了外地商人采购的大宗货物。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贵州还创办了第一个近代化企业——青溪铁厂，贵州近代工商业开始艰难起步。
在晚清贵州经济取得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晚清贵州文教与科举事业也取得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义学和书院数量的持续增加。义学是晚清贵州巡抚林肇元所言的善后三大要政之一，战后贵州巡抚林肇元在其所上《下游苗疆新办苗弁义学疏》中奏称：“贵州军兴多年，苗疆粗定、应办善后各事如苗弁、义学、屯卫，三项为风俗、学校、防御攸关，均属当时急务……通计府、厅、县十处，共一百三十九馆，分别布置，以资训迪。”
贵州巡抚林肇元将推广义学作为抚绥苗疆的工具，试图通过义学传播王朝正统价值观，以加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思想控制。二是书院教育进一步发展。自年至年，贵州新建、改建书院79所，甚至在戊戌变法后仍有创设。三是贵州各级官学经过陆续修复，学额总数也有所增长。清代贵州官学体系在康熙、雍正两朝基本建成，各级官学的学额也较为稳定，咸同时期贵州官学学额因捐输加额等因略有增加。
年前贵州各级官学的文生员学额共计75名，武生员学额名，年后贵州文生员学额增加14名，达名，武生员学额增加1人，达人。随着官学学额的增加，晚清贵州士绅阶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张仲礼统计得出，年后任一时期贵州生员总数达人，比年前超出人。与官学学额相比，晚清贵州乡试解额的增加更具重要性，乡试解额决定了录取举人的数量。在科举时代，举人录取数量是衡量一个省份文风高下、教育水平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清顺治十七年（）贵州开科乡试，是科定额20名，录取举人20名。此后贵州乡试定额不断变动，总体趋势以增长为主，至乾隆丁卯科永定为40名。晚清咸同军兴，因绅民捐输、官员提请等因多次获得一次性或永久性广额。同治六年议准：“贵州绅民捐输义谷，加乡试永远中额一名，自丁卯科为始，定额为四十二名。光绪八年谕准巡抚林肇元奏，贵州绅、团、丁、勇捐款，核计银数至四百三十余万之多，请加广贵州文武乡试永远中额八名，即自光绪八年壬午科为始，至是永定为五十名。”
贵州乡试定额的增加，使贵州产生了大批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上层士绅，他们对晚清贵州社会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晚清贵州文教的发展、官学学额和乡试解额的增加，不仅使得晚清贵州士绅阶层的总体规模有所扩增，更优化了晚清贵州士绅阶层的结构。这一是表现为上层士绅中举人的总数及其占比持续增加。二是表现为晚清贵州士绅在全国性考试中的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如在晚清的殿试中，贵州士绅便取得优异成绩，不仅二甲额数显著提升，而且在光绪朝产生了两状元一探花的科举盛况，也产生了李端棻、丁保桢等名宦及公车上书中95名贵州举人的签字盛况。
至此，在科举制度即将废除之际，贵州科举却逆势上升，至光绪朝达到贵州科举史上的顶峰。与全国大多数省份相比，贵州科举历史较短，晚清时期贵州士绅阶层才堪堪处于壮年阶段，处于该阶段的贵州士绅表现出澎湃的活力，关心国家、社会和民生动向。同时也因科举同年、门生及姻亲等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整体较为团结，分化较晚，成为推动晚清贵州社会变迁的关键性社会力量。
二、晚清贵州士绅数量
士绅是非官方的在野特权集团，士绅身份的取得主要有科举考试的“正途”与捐纳“异途”两条渠道，士绅阶层内部根据有无任官资格可分为下层士绅和上层士绅两大集团。下层士绅主要包括正途出身的生员以及异途出身的监生，下层士绅和上层士绅之间存在层级递进关系，因而下层士绅实际构成士绅阶层的基础。上层士绅则主要为贡生、举人、进士、候补和卸任官员，因清代贵州候补及卸任官员主要从前三者中产生，因而统计出贡生、举人与进士的数量即能大致估算出上层士绅的总数。从上述概念和路径出发，可以估算出晚清贵州士绅阶层内两大集团的大致数量。
（一）晚清贵州下层士绅数量
下层士绅构成士绅阶层的基础，这个群体虽不能任官，却数量较大。要估算出晚清贵州下层士绅集团的数量，需得计算出通过院试的生员数量以及捐监生数量。历史上对于院试录取的情况并无明确记载，有限的资料多载录于地方志中，记载零散且遗漏较多，因而对于下层士绅的统计只能根据学额加以估算。一般来说，士子考中生员后即取得进入地方官学就学的学额，因而统计出各级官学的学额总数即可估算出生员总数，再加上异途士绅的数量，即可估算出下层士绅的大致数量。
据张仲礼的估算，年前贵州各级官学的文生员学额为75名，武生员学额人，太平天国前任一时期贵州文生员人数为名，武生员人数为0名，文武生员合计人，占全省人口的0.47%。又年前任一时期贵州异途士绅数量为25人，因此年前任一时期贵州下层士绅总数为28人，平均每个士绅家庭的人数是4.96人，以每家5口计算，太平天国前贵州士绅家庭成员总数为人，士绅家庭成员总数约占本省人口总数（万）的2.7%。
年后，贵州官学学额、捐监略有增加，文生员学额达到名，武生员学额达到人，文生员人数计人，武生员人数0人，文武生员共计人，占全省人口的0.5%。年后任一时期异途士绅数量增至2人，因此年后任一时期贵州生员总数达人，以每家5口计算，士绅家庭成员总数为人，约占本省人口总数（万）的1.8%。下层士绅是士绅阶层的基础，由于考取举人、进士等功名者毕竟只占下层士绅中的较小比例，因而大部分下层士绅难免沉积于乡土社会，承担起乡土权威和官民中介的社会角色及其职能。
（二）晚清贵州上层士绅数量
与下层士绅多沉积到乡土社会不同，上层士绅拥有任官资格或曾经为官，他们构成士绅阶层与王朝体制联系的关键一环。在上层士绅集团中，候补及卸任官员大多为贡生、举人及进士（按：咸同时期一批下层士绅、庶民地主凭借军功成为上层士绅）。据清制，只有取得举人功名的士绅才可参与会试，考取进士功名，因此进士人数实际上包含于举人总数之中，由此统计出贡生、举人的数量便能估算出晚清贵州上层士绅的总数。
在贡生人数上，晚清贵州岁贡额分别为：贵阳府5名，安顺府4名，兴义府名，大定府5名，遵义府4人，黎平府人，都匀府4人，石阡府4人，思南府人，思州府2人，铜仁府2人，平越人，普安直隶厅1人，岁贡额共计4名。岁贡额与晚清年限的乘积即为晚清贡生总数，据此可得晚清贵州岁贡共计为05名。举人数量则由解额决定，朝廷根据各省社会经济和文教水平确定各省解额，并结合战略地位、族群情况等加以调整。
清代贵州乡试解额亦在不断调整，因此须对贵州乡试解额的变化进行动态考察。民国《贵州通志》的修纂者曾对清代贵州举人进行了考证及收录，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可贵资料。湖南大学楚江的硕士学位论文便基于民国《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对清代贵州举人数量进行了详实的统计，田书清亦对清代贵州举人数量进行了详实有力的考证。两人的成果为笔者对清代贵州举人数量的统计提供了积极启示。
据《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对其中举时间的记载，统计显示，清前中期贵州共有文科举人人，武科举人人，晚清贵州有文科举人人，武科举人66人，因此清代贵州共计有文科举人人，武举人，共计人。据《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记载，清前中期恩赐举人11人，清末奖励贵州留学1人举人头衔，奖励就读京师大学堂9人举人头衔，计人。因此，清代贵州共有举人人，加之前述05名贡生，清代贵州共有上层士绅人。
尽管进士属于上层士绅集团，但进士因取得高等功名而显著区别于其它功名群体。各省进士中额也不似举人一般有着解额的限制，故而文科进士的数量及其分布最能反映出各地文教的发展水平。根据清朝体制，官员任职采取回避制度，即不能在籍为官，进士步入仕途便只能在异乡任职。不过凭借为官经历及其社会权威，进士居乡期间对于地方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对其统计实有必要。
结言
清代贵州进士的分布反映了贵州各地文教及士绅规模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深刻影响着晚清贵州社会的变迁。在贵阳、遵义、安顺、兴义等地，士绅规模较大、绅权也颇强，士绅在地方社会中较为活跃，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在黔东南、黔东北民族区域士绅的规模偏小、绅权较弱，对地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也比较有限，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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