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僙是古代贵州少数民族一支，对于该支族群历史记载比较多，如明万历郭子章《黔记》载：獚，一曰佯僙，其种亦夥，都匀、龙里……皆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涂，门户不扃，出则以泥封之。男子计口而耕，妇女度身而织。暇则挟刀苟柳，以渔猎为业。
明嘉靖《思南府志》载：“旧有蛮夷、佯僙……处山箐者，芟林火之，因播种，谓之刀耕火种。
由于史书中侧重于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记载，没有语言记述。而生活习俗诸如：临水而居、渔猎、尚狗、使用铜鼓等又是百越人的普遍特征。佯僙具体属于如今的哪个民族已不可考，也没多大必要探究，我们尚且把它当成百越人的一个分支来解读。小编我在贵州南部最偏远的某县，某县最偏远的乡镇，乡镇最偏远的村子依然看到这种文化遗留（是哪里就不方便明说了），委实有趣。
佯僙的建筑形制
由于旅游宣传的需要，贵州省的传统民居应该是吊脚楼和鼓楼样式，但是实际的情况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从建筑风格来看，主要分为石头建筑，夯土建筑，马头墙的徽派建筑，穿斗式建筑等。即使是穿斗式也发展各异，纯木结构的有吊角式和落地式两类，又由于各地的木材资源多寡不一，在黔中和黔北用木头做构架，为了御寒需要，均以竹条、麻布、泥土、石灰混合做墙，在遵义及贵阳市区是较为普遍的民居做法，即使是一般人家也必须要在荆条或者竹条编的墙壁上涂上泥土用以遮风挡雨。但是小编我考察的村寨中，其墙壁并未涂泥，基本上沿袭了古代佯僙的建筑形态。
直插云霄的群山绵延的褶皱山脉贵州南部的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峰峦叠翠，地形支离破碎，是省内百越民族的核心地带。至少在明代还依然处于松散的氏族联盟状态，明代中期以后广西泗城府岑氏土司把疆域扩张至红水河以北地区，设立“亭目”制度加以管理。由于地形破碎和崎岖，当地的百越诸民分散于广阔的万山丛中，既不方便收取赋税，也无法编户齐民。岑氏土司在此也只能维持名义上维持对该地的统治权。如《贵州图经新志》中称：本州夷民皆广西泗城分拨而来，办差纳粮者，唯卜侬、仲家，颇通汉语。凡有借贷，以一小木刻其物之多寡，日之久近，拆而分之，彼此各藏其半以为信。
当地少数民族服饰从民族服饰来看，在整个麻山地区中，不论是苗族还是布依族还是毛南族，均受到清代汉族服饰的强烈影响，与历史上百越人的装束已经大相径庭。如明万历《行边纪闻》中称：“男女皆青布短衣、科头、跣足、好配刀弩；女人细折长裙，架楼为居；饮食用铁三角，架砂锅炊之。鼠、虫、蚱蜢以为美味……。在如此封闭的环境之下，各个民族歌舞、服饰和姓氏深受汉文化影响，询问过当地的老人，基本上都自称来自江西。而且还言之凿凿来自于江西吉安府朱市巷，这种版本的家谱在贵州见怪不怪，小编我也只是一笑了之。
当地规模最大的村寨，约50户人家从当地的民族建筑来看，与历史上记载已经别无二致。主要区别的是古代的民居多用茅草盖顶，房子的门是用泥土封锁。而现在盖顶是瓦片或者塑料布以及铁皮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但是主体架构变化不大。
当地还在住人的简易木板房木板与竹篱笆混合的房子大门是木板，窗户用的是竹子编织而成竹子编成的墙壁当地架木结构的猪舍用原木随意搭建的猪舍从当地常见的猪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加古老的建筑构造——架木式，这种建筑始于新石器时代，到了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还依然存在，不过现在已不多见。这种猪圈架木为墙应该是贵州民居的更早形式，如舒位的《黔苗竹枝词》中称：花仡佬……架巨木，上覆杉叶，如羊栅称为羊楼。
但是不论是人居的墙壁不涂”也好，畜居的“架木为墙”也罢，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御寒，而且也无法抵挡蛇虫鼠蚁的入侵。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建筑形式，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极端落后使然，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对建筑材料精细加工制作与运输。其次，当地缺乏松树、杉树这样的直杆类建材，有限的可用木头主要用于打制家具和房屋的骨架，至于楼板和墙壁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更加容易获取的竹子为原料。而且当地为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常年积温相对于贵州其他地区都高得多，自然无法在对建筑御寒上做过多的考虑。当地气候潮湿，特别是毒蛇以及毒虫较多，为了保护人畜安全。多把房前屋后清理得干干净净，再饲养鸡、鹅等家禽，也算是一种被动的“防守”。
佯僙的刀耕火种
佯僙在历史上曾经分布于北至铜仁，南至都匀的广大地区。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其聚居区在铜仁已经消失在清代以后的“川民入黔”汉族移民浪潮中。佯僙在滇黔走廊以北的地区消亡，除了战争之外，其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也是生存空间被压缩的重要原因。
苍翠的群山，极少看到水田这里村寨规模不但小，而且非常分散山间的榕树，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长满荒草的弃耕旱地当地的除了山下的河谷地带有少量的水田之外，其余均是旱地为主，有的旱地因为常年的弃耕和休耕，已经长出了荒草和灌木。底层为碳酸盐，上层为厚厚的黄土，水源相对于其他喀斯特地区较为丰富，不但水田且村寨规模不大，聚落以散居为主。以附近的押浪村为例，全村户的人口中，分为五个相隔甚远的寨子，有的几户为一寨，也有的十余户为一寨。看起来寨子不少，但是这么小的聚落分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人口密度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由于缺少精耕细作和高产的水田，人口的散居是对这种生产力的适应。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是人烟稀少，各个寨之间户口均在30户以下。如雍正四年夏开辟“生界”，官兵围剿广顺州之长寨，仅仅焚其七寨，便能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馀里，直抵粤界（《清史稿》语）。没有遭到像样的抵抗就能将大清的疆域扩张至与广西交界的地区。正好反映了这一带原住民非常松散的社会组织能力和极低的人口密度。
焚山开荒被看的乔木山上种植的旱稻，产量很低山上种植的旱稻和生姜虽然当地早就已经处于定居的生活，但是还在维持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一般会选择一块向阳坡地，在夏季将其砍伐，春冬之际放火烧荒，之后会在上面种植旱稻、生姜、小米、玉米等农作物。但是由于山势陡峭、降雨集中，又不施农家肥。等到数年过后肥力和土壤被大雨冲走，土壤又会变得又干又硬，不适合耕种，只能继续开辟新的荒地。虽然人口密度低下，但是绝少看到原始森林，大多为次生林，这些次生林均为休耕之后的产物。古代贵州地广人稀，人口稀少之下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破坏不是很大，但是人口的分散和飘忽不定的迁徙，既不利于对土地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物质文明的积累，而且明清以后随着汉族移民进入贵州，这类原住民只能以非常消极的回避态度继续迁徙寻找新的游耕土地，在外来移民的主要聚居地区消亡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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