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创制了黔东方言、川黔滇次方言和湘西方言三套苗文方案，改革了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苗文推行实施如今已有60年时间。在这60年里，苗文与新中国的发展同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艰难过程。回想自己从初学苗文到从事苗文翻译30多年的成长历程，不仅要感谢党和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片发展的沃土，同时也感恩那些已故和健在的老师、领导和亲人们对我的扶持。
我与苗文的结缘是从高中毕业时开始的。年夏，高考结束后，听当时在黔南州民委做苗文辅导员的吴庆祥老师说州里面要在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举办一期布依文和苗文培训。我便请求吴老师，让他把我推荐给当时负责组织开展培训工作的龙致光老师。龙老师看我是高中毕业生，又懂苗语，便高兴地接收我参加学习。那次民族文字培训，开办了布依文和苗文两个语种四个班，每个班各50人，培训时间为一个月，培训对象主要是黔南州十二个县市中的小学及初中学校教师。苗文的培训教材是以黔东方言苗文标准音点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符号结合都匀市坝固镇把朵寨苗话来编写的《都匀坝固苗文课本》，苗文班学员不管是黔东方言，还是罗泊河次方言、惠水次方言或麻山次方言等等，都一律学这套教材。
培训结束后，三都县民委召集三都县参加培训的学员座谈，基于三都县有五万多的苗族人口，而且都还在使用苗语进行交流，县民委为此准备在这次参加学习的学员中挑选一人留在县民委做苗文辅导员，以便今后县内苗文工作的普及和开展。对于参加培训的学员，已经属于在职教师的、苗语不熟悉的和不是高中毕业以上的均不考虑，鉴于这些选择条件，我被选定为留在县民委的苗文辅导员。8月14日，县民委征求我的意见同意后下文，让我做好准备月底正式上班，8月19日，我接到贵州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于是我只好放弃受聘做苗文辅导员的工作。我被录取的专业就是“民族语文”专业，这个专业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曾经招生过，随着贵州民族学院被撤销并入贵州大学，这个专业因此停办，我们这届新招进来的学生是自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重新招生培养的首届民族语文专业少数民族学生。当年招了苗语、布依语、侗语、彝语四个专业80多名学生，加上湖南、云南等省内及省外一起跟班进修的学生共有90多人。
进校的第一学期，我们属于中文系民族语文专业班，第二学期后从中文系划拨出去，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中文系资深教授、时任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的潘定智先生任系主任。除了公共课程如哲学、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概论、民俗学概论等都是四个专业的学生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听课外，其余各个语种专业的民族语文课都是分开授课。苗语因为有三大方言之分，因此在上课时除了苗语语法和苗语同源词研究这两门课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鲜松奎先生在给川黔滇方言的同学讲授苗文的同时也承担了我们三大方言学生的这两门课教学。鲜松奎先生是陕西人，五十年代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语文专业，主攻苗语研究方向。黔东方言苗文是由花溪疗养院的吴德杰老先生讲授。吴老师是凯里舟溪人，是国家五十年代培养出来的苗文专业人才。湘西方言苗文则由贵州省民委的田逢春老先生讲授。
在读大学的几年时间里，尽管大部分同学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彼此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宽裕，但在学习上却收获很大。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分配到黔南州民族研究所工作。刚参加工作后的前几年，除了领导安排的民族乡调查外，我的大部分空余时间主要是围绕都匀城郊的一个待定民族绕家人做他们的语言记音调查，这期间我先后用国际音标记录了这个族群用母语唱颂的许多古歌和酒歌。90年代初，贵州民族学院的苗青教授要组织编辑一套苗族文学作品选丛书，在征集作品时我们才发现，黔南苗族中的母语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这让我感到作为一个苗族后代并且又是苗文专业毕业的年轻人，有责任在这项工作上做一些搜集整理工作。于是，只要领导准假，我便自费到三都、福泉、贵定、龙里、瓮安等地用国际音标搜集记录苗歌。最为感动的是，在年至年期间，我到三都县记录苗语歌时，三都县二中刚退休的李代超老师拒绝了外面的高薪聘请，整天陪同我下乡采访那些年近九旬的老歌师，帮我解释和协助记录当地的许多叙事长诗和古史歌。此外，三都县民委副主任李寿华无论怎样繁忙，都要调配单位的吉普车送我们进村入户走访记录。有一次，我记录了五个叙事长诗三十多万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丰富的田野资料如今已经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学术研究基础。
贵州省民族语文翻译系列职称的评定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得到认可作为与外语系列一起进入评审范围的，在申报苗语文翻译系列的中级职称之前，我的初级职称是社科系列的研究实习员，跨系列的职称申报除了破格，否则就要先在初级转评且达到规定的年限后才可以申报，于是参照已经发表的文章和获得翻译学术奖的条件，我选择了破格申报的渠道。值得感恩的是，年在破格申报翻译系列的中级职称时，苗语省内只有我一个人申报，为了不影响评审，时任省民委民族语文办主任的张和平（现任省民宗委副主任）与外事办和人事厅联系，承担所有评审费用并单独为我的职称开展评审。年，我申报副译审职称，那时虽然我已经发表了30多篇文章，但必须需有一篇文章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才能破格，而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刊物只有《民族语文》，于是我找来刊物地址，冒昧地将自己认为有点“意思”的文章邮寄到《民族语文》，没想到一周后编辑部的李旭练老师（现任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副局长）从北京打来电话给我，说文章已经被采用，要我做成电子版发过去以便排版。我也就这样很顺利地评上了副高职称。就像一株幼苗一样在张和平主任与李旭练局长等领导和老师们的精心扶持下一天天得到成长。
回想自己30多年来的成长经历，是苗语、苗文给我创造了发展的空间，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给我提供了平台和机会，是我无时无刻永远不会忘记并一辈子都在感恩的老师、领导和亲人给我提供的帮助。进入21世纪的今天，虽然我已经远离贵州，但苗语研究、苗文推广和苗歌翻译，依然是我终身不会放弃的事业。
（作者简介：吴正彪，男，苗族，湖北三峡大学民族学院三级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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