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心目中可不是幽默的词儿。查阅过若干词典，访问过许多“逃难”过来的故老，知道逃难无非是“避害而易地”、“避乱而逃跑”而已，实在没有一点有趣味的意思夹杂于其中的。说“逃难”是“艺术”的，恐怕要遭有“逃难”经历的中国人民的唾沫的。但是，抗战后期“逃难”到贵州遵义来的现代优秀散文家、绘画艺术家丰子恺先生，到的确是十分“艺术”地逃到贵州来的。一九四四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最后的-一次大战役—“打通大陆交通线”刚开始时，丰子恺先生正在内迁到广西宾阳附近的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得悉战事消息，“丰子恺先生立刻将家中老弱六人送到距宜山百余里的思恩县学生家中暂避。自己和大一点的、有独立行动能力的几个孩子留在学校静观着局势变化。坏消息仍不断传来：桂林已经沦陷敌手，柳州又处于危机之中。自南线北上的鬼子兵，已经快接近宾阳县城。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丰子恺只得和孩子们一起“忧心忡忡、计划逃难”。丰子恺知道，以交通闭塞著称的西南地区逢此国难之际，旅途将更加艰难。但是，这是唯一的希望之路啊。计划定下之后，丰子恺开始寻找交通工具，靠一位朋友反复奔走之后，丰子恺一家和这位朋友租到一辆往贵州都匀的汽车。欣喜之余，丰子恺打电话通知在思恩的那部分家眷，叫他们先到得胜车站，等车过时同往贵州。但丰子恺和那位朋友都没有料到，那位司机从他们手里讹去一百元定钱之后，汽车却始终未来带走他们.丰子恺一家逃难之初就受了欺骗。尽管这样，日本兵进犯的步伐没有停止，“难”不逃却是不行的。为路途方便计.丰子恺先打发走身边几个可以独立行动的孩子，和他们相约在都匀见面。随后，事子恺历尽辛苦，：从宜山步行往得胜，接到了岳母、姊妹、妻子和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在得胜小憩时，丰子恺托几位浙江大学学生先带走了姊妹和男小孩，亦相约在都匀见面。然后，自己和留在身边的眷属雇了滑竿、挑夫，晓行夜宿走了三天，来到广西与贵州毗邻的河池地面。河池县城的旅馆老板略通文墨，知道丰子恺的名气，因此对他招待十分股情。除吃喝睡这些事样样为其张罗应酬外，还为丰子恺及家人想了一条退路。老板对丰子恺说：“我有家在山中，可请先生同去避乱。”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地方躲过战祸，对丰子恺来说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但他惦记着黔桂线上疲于奔命的亲人们，他不能就此藏身，因而他婉言谢绝了老板的盛情。那怎样到贵州、到都匀呢？丰子恺又犯愁了，靠步行，当然不行，日寇乘坐的是汽车、坦克。怎么办呢？正当丰子恺先生为找不到汽车一筹莫展之际，一件颇有“因缘”的事来到他身边。丰子恺到河池之后的第三天，旅馆老板便笑吟吟地拿出一幅大红闪金纸，要求丰子恺为他写对联。按老板的话说，实在是因名人手笔而求之，完全没有乘人之危的意思。寄人篱下的丰子恺无论老板怎样说，都只得从命，提笔为他写了一副普通庆寿的八言联句。闪金纸质地紧密，不吸水，好在当天太阳很大，老板便在马路边当阳处放一条凳，置对联于其上硒着。十分凑巧的是。-一位江苏人名叫赵正民的路过旅馆门口，他认得门前凳上丰子恺的字迹，便问进旅馆里来。虽然丰子恺与他素味平生，一下子到也谈得十分投机。当赵正民了解到丰子恺-一家的处境，便慨然答应找汽车送丰子恺一家往都匀去。赵正民告辞后不足半点钟，便引着一位司机回到旅馆来。没谈上几句，赵正民便从身边拿出一张画纸，请丰子恺为他画一幅画。危难中的艺术家，当然有求必应，立即为赵正民作“水墨画一幅”。不过，此种境遇中为人作画，丰子恺心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他后来回忆此时的心境：当时作画“这件事我很乐愿，同时又很痛苦。赵君慷慨乐助，教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兴到笔落，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来，丰子恺作画是被环境所迫，作画中潜藏着“交换”的苦恼。好在第二天赵正民和司机并未失约，丰子恺和家人早上登车时，赵正民还赶来为他送行。车行速度很快，不多时间便到达贵州边界。入贵州时，丰子恺思绪万千，他想到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想到曾任教的遵义浙江大学文学院，想到贵州文坛和艺术界的旧友们……几经颠沛之后又重返贵州，丰子恺心中真不知是喜是忧。下午天黑之前，丰子恺到达贵州都匀，找齐了离散十余天的全家十余口人。他们聚在都匀大饭店进晚餐，共享离乱后的天伦之乐。丰子恺先生因“艺术”家的名气受到河池旅馆老板的股情接待，因书法而遇到热心帮助的赵正民，又因“墨水画”而安全抵达贵州。这些事，按丰子恺在浙江大学的一一位同事说，其所以如此顺利，都是因了“艺术”的缘故。丰子他也幽默地自认：“我这次逃难，的确是受艺术的帮忙。”但是，人们可以看出，在这“艺术”的后面，隐藏的不是“幽默”，不是趣味，不是美感，而是寄人篱下不得不“艺术”的辛酸。
转载请注明：http://www.duyunzx.com/dysxx/15610.html
